《金瓶梅词话》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因为它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一）
作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首先，《金瓶梅词话》对社会现实作了清醒的、富于时代特征的描绘。
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黄霖同志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83年第3期）考证出书中的《祭头巾文》为明代后期暑隆作。
又，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饮宴时唱南曲为万历以后之事，其前皆用北曲。
而《金瓶梅词话》所写的大筵席，如西门庆宴请蔡状元（三十六），西门庆宴请宋巡按（四十九回），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显为万历时的习俗。
所以，此书当写成于万历时期。
作品所叙，虽假托为宋代的故事，但其反映的，实为明代后期的社会现实。
读者从《金瓶梅词话》中可以看到：
当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已经达到了极点。作品的男主人公西门庆的经历，就是在这种特定环境里的典型事件。
玉茗堂本《金瓶梅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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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是个开生药铺的浮浪子弟，凭借钱财，勾结官府，用毒药害死武大，娶了他的妻子潘金莲为妾。
官府明知西门庆的罪行，不但不予惩办，反而将那个想为武大报仇的武松刺配远恶军州。
后来，他的靠山杨提督倒台了，他本应拿问，却因送了太师蔡京的儿子蔡攸五百石白米、右相李邦彦“五百两金银”就安然无事，继续作恶：
先是为娶李瓶儿，陷害了医生蒋竹山；又为霸占宋蕙莲，陷害来旺，迫使蕙莲自缢而死；蕙莲的父亲宋仁想为女儿报仇，又被西门庆勾结官府害死。
接着，因送了蔡京一分重礼，这个素无一官半职的白身人突然被任为“金吾卫左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职”，成为“本处提刑所理刑”（三十回）。
于是，他一面加紧与蔡京的管家翟谦勾结，认为亲家；一面利用其提刑官的职务，作威作福，贪赃枉法，仅卖放杀人凶犯苗青一事，就得赃银五百两。
他的这种行为虽遭到巡按御史曾孝序的弹劾，但由于翟谦、蔡京的包庇，结果是曾孝序倒霉，最后被“窜于岭表”（四十九回），西门庆却丝毫无损。
不久，他又送重礼与蔡京，成了蔡京的干儿子，在地方上更是炙手可热。
在这过程中，他通过送礼行贿等手段，跟蔡状元、安主事、宋巡按等来往甚密，倚仗他们的势力，兼为盐商，还偷漏税金，大肆贩运，开起了绸缎铺等，生意越做越兴旺。
蔡京又为他冒功，升了正千户。由于他跟蔡京的关系和雄厚的财力，地方大僚诸如知府、都监等都要仰承他的鼻息，依靠他的门路来升官。
正在他十分兴头的时候，因纵欲过度，得病身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西门庆如此作恶多端，何以却能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原因在于：当时的统治集团从上到下都烂透了。
国家本来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封建社会的法律以及其他各项制度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其政权机关的各级人员也都应该为此而努力。
然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统治集团的成员已经把满足个人的私欲放在首位，他们可以为此而践踏原来用来保护本阶级利益的法律和别的制度，打击本阶级中坚持这些东西的成员，即使因此而危害本阶级的统治也在所不计。
所以，不但对人民的榨取和迫害更加残酷，连统治阶级内部也已无是非曲直可言。
从《金瓶梅词话》的具体描写来看，西门庆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皇帝只求满足私欲，根本不顾天下安危。他建造艮狱，运花石纲，弄得“官吏倒悬，民不聊生”，“公私困极，莫此为甚”（六十五回），但他却因自己的这一欲望得到满足而“朕心加悦”，对于顺应其私欲的官僚大加封赠（七十回）。
太师蔡京是个见钱眼开、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第三十回写西门庆派来保、吴主管给蔡京送礼，就很深刻地表现出这一点：
翟谦先把寿礼揭帖，呈递与太师观看。来保与吴主管各捧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
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商京紵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如何不喜？……
太师因问来保道：“礼物我固收了，屡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
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 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
……（又）问来保道：“你二人替我进献生辰礼物，多有辛苦。”
……换堂候官取过一张劄付，（对吴主管说）：“我安你在本处清河县做个驿丞，倒也去的。”
....又取过一张劄付来，把来保名字填写山东郓王府，做了一名校尉。
作为对西门庆屡次赠送厚礼的答谢，蔡京不但把“一介乡民”西门庆一下子封为执掌一省刑狱的理刑官，而且把送礼来的西门庆奴才也封了官。
什么纲常法纪，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他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西门庆的礼越送越重。至五十五回蔡京做寿，西门庆送的礼物，就有黄金二百两、明珠十颗、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以及其他的许多贵重东西。
人物绘画 · 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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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别的官僚，跟蔡京也是一丘之貂。
他们对于广有财产、又跟蔡哀关系密切的西门庆，勾结、奉承还来不及，哪里会跟他作对？
曾孝序为了维护封建纲纪而毅然弹劾西门庆，结果自找倒霉。既然如此，心狠手辣又慷慨地向官僚们馈送财物的西门庆，又怎会不无往而不利呢？
所以，《金瓶梅词话》是把西门庆的经历放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来描写的，它深刻地显示出：
西门庆的飞黄腾达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必然产物。
尤其有意思的是：据七十八、八十七回所写，当地的一个想跟西门庆合作的富户张二官，在西门庆死后，立即采取跟西门庆同样的行贿手法，顶了西门庆的缺，做了提刑官；
西门庆原拟利用其跟官府的关系包揽为朝廷购古器的买卖，已被张二官包揽去了；
围绕在西门庆身边的帮闲已追随在张二官身后；连西门庆的小老婆李娇儿都成了张二官的妾。
换言之，一个跟西门庆类似的人物已经继承了他的事业。在那个时代里，西门庆是死不绝的，西门庆式的罪行既不会停止，也不会间断。
应该说，在《金瓶梅词话》以前或同时的我国小说中，没有一部能够象它那样深切地揭示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
就元明两代的著名小说来看，《三国志通俗演义》虽有若干处涉及人民的苦难，但那是在动乱时期发生的，并不能代表封建社会的一般情况；
《封神演义》虽也揭露了纣王的残暴和昏乱，但同时又歌颂了周文王、武王的仁德，而且最后是周取代了殷，所以它并不是对于社会的批判；
《西游记》是神鹰小说，更属于别一范畴；在这方面唯一可资比较的，只有《水浒传》。
《水浒传》里被害死而又毫无抵偿的，其实仅林冲娘子一人。
宋江、卢俊义虽被害死，但死后成了神，皇帝义为他们建庙，四时享受祭祀，实在不能算是怎么不奉（今天看来。死后成神云云当然只是鬼话，但在那个迷信盛行的时代，这却是颇可安慰的结局）。
除此以外，如解珍、解宝之被毛太公陷害，宋江、花荣之被刘高陷害，柴进之被高廉陷害等等，其结局全都是被害者安然无恙，害人者遭受恶报，正义伸张，人心大快。
自然，这是歌颂反抗，应该肯定。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不有点怀疑：在那样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统治下，正义能这样频繁地得到伸张，社会的蟊贼能如此经常地被歼除，善良的人们多数都能得到若是美满之反抗结果吗？
王国维氏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
《水浒传》虽没有完全体现这种“乐天的精神”，但却不可否认地受有它的影响，给那个暗黑的现实涂上了若干理想的色彩。
说得明白一些，在对现实的揭露上，《水浒传》并不是充分现实主义的。
在《金瓶梅词话》中，我们却看到了许多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
武大被毒死了，首犯西门庆却逍遥法外，虽英雄如武松，也只不过杀死了两个从犯——王婆与潘金莲；
宋蕙莲被害死了，她的父亲想给她报仇，于是也被迫害而死；
苗员外惨遭杀害，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了富豪；
冯淮被孙文相等打成重伤身死，但凶犯只出了十两烧埋银完事（六十七回），来旺被西门庆霸占了妻子，自己还遭受酷刑，押回原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深深感到那个社会的暗无天日。
尤其令人感到压抑的是：这个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却在荣华富贵中度过了一生，享尽了福，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虽然死时只有三十三岁，但那是因他纵欲过度，也即享受了过多的兽性的快乐，而并非“恶有恶报”的惨死。
而且，他连在阴间也没有受到什么报应。在作品的最后一回，写他的鬼魂跟武大等人的鬼魂一起去投胎，同时说明他来世依旧做富户，被他害死的那些人也不会再对他报复，因为普静禅师已经告诚过这些鬼魂：“汝当各托生，再勿将冤结”、“改头换面轮回去，来世机缘莫再攀。”（一百回）
王国维氏所谓“诗歌的正义”，在这里连影子都找不到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封建社会里常见的、能够反映本质的现象：
凶狠残忍的剥削者、压迫者终身受用不尽，善良的人们一辈子在苦难中煎熬、悲惨地死亡。
从这点来说，《金瓶梅词话》所显示的，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并未涂上理想色彩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真实。
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小说领域中，现实主义向前跨进了一步。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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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指出，这种真实是打着作者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鲜明烙印的。
此书的写成，距离明末的农民大起义至多五六十年。而且自嘉靖、隆庆时期以来，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
《金瓶梅词话》虽以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为主，但也写到了宋江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并明白交代了武松在杀死潘金莲、王婆后的去向：参加农民军。
读者从中可以看出：遭受种种宰割的人民，同时也在反抗。
至于反抗的规模不大，效果不突出，那是由于在作者所处的时代里人民的反抗原只达到这样的水平。
另一方面，万历时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是说：市民的实力在增长。
而《金瓶梅词话》里的西门庆，就其出身来说，正属于市民（当然是市民的上层）。
第三回介绍西门庆说：“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理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
可见其把揽衙门公事，乃在“发迹有钱”之后。换言之，他并不是依靠把持官府而发迹有钱的。
第七回又说他“在县前开着个大生药铺，又放官吏债”；更可见其所以能把揽公事、交通官吏，乃是“放官吏债”之故。
而其所以能有钱“放官吏债”，当是依靠其所开的生药铺。而且，在他做官以后，虽也贪赃枉法，其生活的主要来源还是商业收入。
第三十回他对应伯爵说：“咱家做着些薄生意了，料着也过了日，那里希罕他这样钱（指行贿的钱——引者）？”
这虽近于自夸，但他主要不是靠赃款过日，也是事实。
总之，他是以市民的身分，靠经商致富，再以此为凭借，在政治上取得显赫地位的。
他之与封建统治集团狼狈为奸，说明当时的市民阶层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他之得以爬上这样的政治地位，又反映出当时的封建统治集团已不得不降尊纡贵，寻求市民中上层人物的助力，也就是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力量的削弱和市民阶层的逐步壮大。
由此看来，《金瓶梅词话》虽然显示了当时政治的黑暗、腐败，人民的深重苦难，但绝不意味着这种现实是不可改变的，因为，那将要导致变革的因素——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同时出现于作品之中。
自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作者和当时的读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二者的重要性，从而作者未曾对此加以阐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说作者夸大了黑暗势力和抹煞了变革现实的力量。
倒是应该说：《金瓶梅词话》对社会现实作了清醒的揭露和富于时代特征的描绘。
《金瓶梅》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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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金瓶梅词话》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在《金瓶梅词话》以前的我国古代小说中，最以写人物擅场的是《水浒传》（百回本《西游记》的成书年代是否在（《金瓶梅词话》之前，难以断言，姑不置论）。
金圣叹甚至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读第五才子书法》）
虽不尽然，但其主要人物却确实各有性格。较之《水浒》，《金瓶梅词话》又有了新的特点和成就。
我国的通俗小说是从民间的“说话”发展而来。所谓“话”，即故事之意。它首先是以故事情节来吸引人的。
相形之下，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就成了次要的事，在作品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
即使是《水浒传》，也只是在那些根据情节需要而设计的事件中注意人物性格的描写，却没有仅仅为了显示人物性格而对情节发展并无多大意义的事件，这说明作者的主要着眼点还在于情节。
例如，该书第三回写鲁达和史进同去酒楼，路上遇见李忠在使枪棒卖膏药，鲁达要李忠一起去喝酒，李忠想等膏药卖完了再去，鲁达就把围着李忠看热闹的人都赶跑，使李忠没了主顾，只得马上跟他们走。
及至到了酒楼上，因周济金翠莲，鲁达向李忠借钱，李忠拿出二两来银子，鲁达嫌少，“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这都很能表现鲁达的性格。
但作者之设计鲁达跟李忠见面的事件，其目的却不仅在此。其后，鲁智深打周通，周通请李忠来报仇，李忠因与智深是旧日相识的朋友，遂和平解决了此一争端。
若没有第三回鲁达与李忠见面的一幕，打周通以后的情节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种样子了。可见这一幕乃是为后来的情节发展准备条件的。
但在《金瓶梅词话》中，却有不少仅仅为了显示人物性格而对情节发展并无什么意义的事件，说明作者的主要着眼点已在于人物的性格描写而不在故事情节了。
这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进步。
例如，《金瓶梅词话》第八回，写潘金莲因等西门庆不来，拿迎儿来出气：
……于是不由分说，把这小妮子跣剥去了身上衣服，拿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杀猪也似叫。
……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起他来，吩咐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说道：“贼淫妇，你舒过脸来，等我掐你这脸皮两下子。”
那迎儿真个舒着脸，被妇人尖指甲掐了两道血口子，才饶了他。
这个事件，对作品的情节发展毫无影响，但却深刻显示了潘金莲的凶残、暴戾。
当然，在这以前，潘金莲已经毒死了武大，其狠毒的一面已经暴露出来，但那还可说是由婚姻不如意所造成，跟虐待迎儿的性质有所不同。所以，为了充分揭示潘金莲的残忍，此等描写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如五十四回写西门庆与应伯爵等游郊园，五十七回写道长老募缘，西门庆施银五百两，等等，也都很能表现人物性格，但对整部作品的情节发展来说，却都并无意义。
总之，在《金瓶梅词话》之前的我国古代小说，以情节为主，力争故事的曲折离奇、引人入胜，《金瓶梅词话》则以描写人物为主，故事情节也转为平淡无奇。
从这点来说，《金瓶梅词话》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乃是它的后继。
《石头记》的脂评说它“深得《金瓶》壶奧”（甲戌木十三回第五页眉批），实非无见。
那么，《金瓶梅词话》的这种新的创作原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简言之，是作品中的人物性格趋于复杂化，从而更为真实、生动和丰满。
在《金瓶梅词话》以前，即使是像《水浒》这样的优秀作品，其人物性格也是单一的：
在坏人身上，除了恶德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在好人身上，纵有缺点，都无损于其作为好人的基本品质，如鲁达的性急、好酒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草莽英雄的本色。
但实际生活当然并不如此简单。在阶级社会里，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虽是劳动人民中的英雄人物，也难免或多或少地染上剥削阶级的坏思想、坏作风，何况古代小说中的所谓好人，许多都是剥削阶级中的人物，岂能如此单纯、完美？
至于所谓坏人，也都有其发展过程，其思想感情中也不会毫无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
因此，这种单一的人物性格至少是不完整的，有时甚至可说是没有说服力的、不真实的。而《金瓶梅词话》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却都克服了这样的缺点。让我们举几个例子。
这部作品里的第一主角应该说是西门庆。
他自私、狠毒、贪焚、好色，这是每个读过《金瓶梅词话》的人都留有深刻印象的。但这些恶德的表现形式极为复杂，有时看起来甚至像是与此相反的东西。
以他跟李瓶儿的关系来说，他先奸骗了李瓶儿，又得了李瓶儿的许多钱财，本已跟李瓶儿约好，“（五月）二十四日行礼，出月初四日准娶”（第十七回），后因其所投靠的杨提督倒台，他怕连累，在家避祸不出，对李瓶儿却连个信都不给。
到了约定行礼之日，李瓶儿派人送头面来，他不见来人，只叫小厮对那人说：“教你上覆二娘（李瓶儿），再待几日儿，我爹出来往二娘那里说话。”（同上）
但却根本不把李瓶儿放在心上，不但到了原定迎娶的六月初四日仍然不理不睬，甚至在他知道自已已经平安无事之后，也不立即跟李瓶儿联系。
等到得知李瓶儿因他没有消息，染病将死，经蒋竹山治愈，已与竹山成婚，他不但不为自己对李瓶儿不负责任、害得她差点死去而内疚，却对瓶儿十分痛恨，用计陷害了蒋竹山，使李瓶儿成为他的第六个妾。
戴敦邦绘 · 李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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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瓶儿一进门，他又故意在精神上加以折磨，迫使李瓶儿上吊。
救活后，他还把瓶儿毒骂一顿，并用马鞭抽打，瓶儿苦苦哀求才罢。在这些地方，充分显示了他的自私与狠毒。
但到第二天，李瓶儿给他看了她所带来的许多金银财宝，他对李瓶儿就变得言听计从了，以致潘金莲取笑他说：“使的你狗油嘴里推磨，不怕你不走”（二十回）。这就暴露了他的贪婪本性。
第二年，李瓶儿给他生了个儿子，他对瓶儿更加宠爱了，但实际上不过把李瓶儿作为泄欲的工具。
即使在李瓶儿的经期，他也要满足自己的兽欲（见第五十回）。李瓶儿就是被他和潘金莲共同害死的。
第六十一回通过良医何老人交代李瓶儿得病致死的原因说：“这位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来（的病），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
“气恼”是潘金莲给她受的，作为起病主因的“精冲了血管”，则是西门庆的罪行。这又显示了他的自私与好色。
然而，李瓶儿临终和死去之时，西门庆却表现了真诚的悲痛之情。瓶儿将死时，潘道士曾嘱咐西门庆：“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身。慎之，慎之！”
但西门庆还是进瓶儿房里去了，他想的是：“法官戒我休往房里去，我怎坐忍得！宁可我死了也罢，须得厮守着，和他说句话儿。”
及至李瓶儿一死，他不顾污秽，不怕传染，抱着她，脸贴着脸哭：“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六十二回）拿出许多银子来给她办丧事。
还在李瓶儿房中伴灵宿歇，于李瓶儿灵床对面搭铺睡眠。然而，这种悲痛的感情和惊人的慷慨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深知西门庆心腹的玳安说得好：
“俺爹（西门庆）饶使了这些钱（指李瓶儿的丧葬费用），还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李瓶儿）嫁俺爹，瞒不过你老人家，不知道该带了多少带头来。
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银子休说，只光金珠玩好、玉带绦环狄髻、值钱宝石还不知有多少。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六十四回）
西门庆的悲痛感情，其实是李瓶儿用巨额财富买来的；他慷慨地为李瓶儿使钱，是因为李瓶儿给了他更多的钱。
而尤其有意思的是：他为李瓶儿伴灵还不到“三夜两夜”，就在李瓶儿灵床对面的床铺上，奸污了奶子如意儿，
不但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好色，而且充分显示了他对李瓶儿的所谓深厚感情不过是一时冲动，那种“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之类的哭喊，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要之，在跟李瓶儿的关系上，同样表现了西门庆的自私、狠毒、贪婪、好色。这并不意味着西门庆对李瓶儿没有感情；恰恰相反，这种感情有时甚至到了貌似忘我的地步，但归根到底是自私、狠毒、贪婪、好色者的感情。
正因西门庆的形象是这样塑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形象并不是恶德的图解，而是一个在灵魂中渗透了恶德的、具有复杂思想感情（其中包含着某些与这些恶德矛盾的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作有女主角之一的李瓶儿，可以说是善良到多少有些懦强的、富于同情心的女子，但也具有泼辣、凶狠的一面，以封建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则堪称淫妇。
她本是花子虚的妻子，子虚在外嫖妓，“整三五夜不归家”（第十回），她劝告无效，为此“气了一身病痛”（三十回）。但她仍然希望花子虚回心转意，哀求花子虚的朋友西门庆劝子虚改变行为。
西门庆假装同情地，答应给予帮助，博得了她的好感，同时却要他的狐群狗党经常把花子虚留在妓院过夜，以便他勾引李瓶儿。
这当然使李瓶儿对花子虚更加失望，终于被西门庆勾引上了。后来，子虚因故入狱，李瓶儿把子虚的三千两银子都交给西门庆，要他给子虚托人情。
西门庆说：“只消一半足矣。”她却说：“多的大官人收去”（十四回）。及至子虚出狱，产业和住宅都由官府“估价变卖”。
花子虚穷了，“因问李瓶儿查算西门庆那边使用银两下落”，反被李瓶儿“整骂了四五日”。
西门庆本“还要找过几百两银子”与花子虑，李瓶儿却不同意，要西门庆开一篇花帐与花子虚，“只说银子上下打点都使没了”。
花子虚由此而气成重病。
李瓶儿开始还请太医给他看病，“后来怕使钱，只挨着。一日两、两日三，挨到三十头，呜呼哀哉”（十四回）。
其实，这时李瓶儿还是相当有钱的。子虚死后，由于西门庆没有准时履行婚娶之约，害得李瓶儿染病将危，她嫁给了蒋竹山。
但竹山在性欲上不能满足她，“渐渐颇生憎恶”，“于是一心只想西门庆，不许他（竹山）进房中来”（十九回）。
及至竹山被陷害入狱，她虽用钱搭救了他，但误以为他真的在外面借了很多钱，就把竹山赶出去了。
接着，自动向西门庆提出，要嫁到他家去。到了那里，先受西门庆折磨，后被潘金莲欺侮，连儿子都被金莲害死。
但他只是默默忍受，对全家大小都照顾体贴，用玳安的话来说：
“说起俺这过世的六娘性格儿，这一家子都不如他。
又有谦让，又和气，见了人只是一面儿笑。俺每下人，自来也不曾呵俺每一呵，并没失口骂俺每一句奴才，要的暂也没赌一个。
使俺每买东西，只拈块儿。俺每但说：‘娘，拿等子你称称，俺每好使。’他便笑道：‘拿去罢，称甚么？你不图落，图甚么来？只要替我买值着。’”（六十四回）
尽管潘金莲这样欺凌她，但她对金莲的母亲却十分关怀。
在临死之前，为冯妈妈、如意儿、迎春、绣春的未来，都尽可能作了安排。
她跟这些人诀别时说的那些洋溢着感情的话，使得她们全都哭了（六十二回）；那些话也确实催人泪下。
戴敦邦绘 · 李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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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她的一生，她是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还有些懦弱：她之与西门庆通奸，也是一个被丈夫所冷落的善良少妇的上当受骗；
但在与西门庆热恋后，她对花子虚是十分狠毒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花子虚的命断送在她手里；
她对蒋竹山的态度也称得上泼辣，而促使她采取这种态度的动机，在当时更应受到强烈谴责。
这是一个性格多么复杂的人！而这种复杂性格是符合生活逻辑的、高度真实的。在《金瓶梅词话》之前，我国小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象李瓶儿这样的典型形象。
再看一看作为配角的宋蕙莲。
她本是厨役蒋聪的妻子，却与西门庆的家人来旺通奸。蒋聪死后，她嫁了来旺，却又贪图钱财，与西门庆通奸。
于是打扮得妖妖娆娆，装腔作势，跟另外一些男人打情骂俏；西门庆女婿陈经济，见她如此，“两个言语来去，都有意了”（二十四回）。
为了便于跟西门庆来往，她希望西门庆把来旺派出去，说是：“体放他在家里，使的他马不停蹄才好”（二十五回）。
但当她发现来旺遭到西门庆陷害，她就当面斥责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二十六回）
西门庆想再跟她和好，派人百般劝她，她坚决不肯就范，最后终于自杀。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美丽的外貌下，隐藏着轻浮、淫荡的灵魂，但在这个灵魂深处，却又蕴含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质。
不但在《金瓶梅词话》以前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形象，就是在《金瓶梅词话》以后的我国古代小说中，也很难看到。
戴敦邦绘 · 宋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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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陀思妥夫斯基对其作品中的人物，“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安夫斯基的事》《金瓶梅词话》之写宋蕙蓬，虽未达到这样的程度，却有某些相似之处。
上述的三个形象，代表了《金瓶梅词话》中人物的三种类型。
这种对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揭示，打破了在这以前的小说中普遍存在着的人物性格单一化的格局，为塑造内涵更丰富的艺术形象开辟了道路。
而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作者世界观中所出现的新的因素（具体说明见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把描写人物性格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情节放在第一位的创作原则。
以《水浒传》来说，潘金莲的性格是单一的：淫荡、残忍。但他在大户人家做使女时，“那个大户要缠她，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二十四回），可见她原是很重视自己贞操的人，而且.颇有点不受威胁利诱的气概。
但在嫁了武大以后，为什么会很快变成“爱偷汉子”的“婆娘”（时上）了呢？这必然有个思想过程。
揆以通常的情理，当是对她这种屈辱、悲惨的遭遇的反拨。如把这个思想过程加以描述，潘金莲的性格就不会这样单一，除了可恨的一面以外，也还有值得同情的一面的吧！
但如上所述，《水浒传》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来安排事件的，描述潘金莲的这种思想过程并非情节发展的需要，自然不会在作品中出现。
因此，《水浒传》里的播金莲的性格，单一到近于不真实。而《金瓶梅词话》既以描写人物性格为主，那就可以不受限制了。
如上述道长老募缘、西门庆施银五百两的事，显非情节发展的需要。
此事表明自私、贪婪的西门庆还有慷慨的一面，但其所以慷慨，乃是因为听和尚说，“以金钱喜舍壮丽佛像者，主得桂子兰孙，端丽美貌，日后早登科甲，荫妻封子之报”（五十七回）。骨子里仍是自私和贪婪。
这跟他在对李瓶儿的关系中的那种自私、贪婪与慷慨相结合的特点，彼此呼应，进一步突出了他的性格的复杂性。
又如李瓶儿关怀潘金莲母亲的事，同样不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但却深刻表现了李瓶儿的善良与富于同情心，跟其狠毒泼辣的一面相对照，也就更突出了她的性格的复杂。
综上所述，《金瓶梅词话》在形象的塑造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它以刻画人物为主，它所描绘的性格是复杂而非单一的。
《中国文学史 （新著）》
章培恒 骆玉明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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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后，简单地谈一谈《金瓶梅词话》中的那些关于性行为的描写。
由于这些描写，此书被有的研究者目为自然主义，也就是说，不承认它为现实主义的作品。
首先必须指出，在今天的创作中完全不应该作这样的描写。但同时也要看到：此类描写在当时出现，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有一种意见：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荒淫无耻，方士、文臣竟有以进房中术而得宠的，以致士大夫渐不以纵谈闺帏为耻，在文学创作中也带来了这样的风气。
然而，哪个时代的封建统治者不荒淫无耻呢？
南朝的皇帝在这方面即使不超过明朝，至少也不相上下：在《隋书·经籍志》中还著录着好几种房中术的书，可见它们在南朝是公开流行的，并未被认为下流东西。
那么，为什么在南朝的文学创作中就没有这样的风气呢？我们虽然骂宫体诗荒淫无耻，宫体诗中却并没有性行为的描写。
所以，我想，这种文学风气恐怕并不仅仅是封建统治者荒淫无耻的反映，而应与当时以李贽为代表的、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类自然要求加以肯定的进步思潮有关（详见拙作《试论凌蒙初的“两拍”》，载《文艺论丛》第十七辑）。
正因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类的自然要求，所以，就不会用封建教条，把人一棍子打死，也才能显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例如，按照“万恶淫为首”的封建教条，李瓶儿这个人自然坏透了，应该彻底否定，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良善等等？
但如把“好色”——男女之欲——作为人的正常要求，那么，李瓶儿的某些行为就是可以理解的，就不会因这些问题而对她全盘否定了。
然而，也正因把这作为自然要求来肯定，所以，在作品中描写性行为也就被认为无可厚非了。
金圣叹在《西厢记·酬简》总批中说：
“有人谓《西厢》此篇最鄙秽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
夫论此事（指《酬简》写及的性行为），则自从盘古至于今日，谁人家中无此事乎？……谁人家中无此事，而何鄙秽之与有？”
这很能代表晚明接受这种思潮的人的一般看法。
文学作品中的此一风气也就由此而形成。不但《金瓶梅词话》，“三言”、“两拍”、《牡丹亭》中都有这类描写，仅程度有别而已。
可以说，这其实是那个进步思潮本身带来的历史局限。
还应该看到，《金瓶梅词话》之写这些，虽然是一种历史局限，但其中却也包含露暴的成分。
有些描写显然是为了揭示西门庆等人的自私、丑恶。如上文提到的使李瓶儿“精冲血管”的那一幕，实际上揭露了西门庆是杀害李瓶儿的凶手。
那么，这是否妨碍《金瓶梅词话》成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呢？
第一，这类描写在作品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它们是自然主义的，也并不妨碍整部书的现实主义性质。
第二，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本来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就曾指出：“法国的现实主义不但朝过去看没有和浪漫主义划清界线，朝未来看，也没有和自然主义划清界线。”
在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中有些自然主义的描写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本文作者 章培恒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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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后收录于《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数据采集 黄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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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有疑惑都会请教，你们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谢谢！
如果发信息，对方就是不回复，还不删微信怎么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