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糟糕状态：低自尊、低价值、低安全感

易家说：“读书就是回家。”

今天是易家陪你读书的第202天，共读的是第20本书——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的作品《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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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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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的共读中，我们跟随普里莫·莱维的证词，认识了集中营里享有“特权”的囚犯们。这些“特权”囚犯虽然是集中营里的极少数，却是幸存者中的大多数。

但这也并不代表“特权”囚犯就活得很轻松，有些“特权”囚犯每天要和死亡打交道；

有些“特权”囚犯殚精竭虑，害怕别人剥夺他多喝半升汤的机会；

有些“特权”囚犯则与纳粹党卫军斗智斗勇，试图让囚犯免受更残酷的迫害。

总之，“特权”看似是一份荣誉，其实是一份重担。因为说到底，囚犯们的“特权”是少数握有权力的人给的，而追逐“特权”的人也并不是真的对权力感兴趣，而是为了活着。

而且，这些纳粹党卫军的脑子里，早就被灌输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德国文化的想法。所以，犹太人是用来毁灭的，他们即便有“特权”也难逃死神的召唤。

很幸运，普里莫·莱维活了下来，也正因如此，从他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大屠杀的全貌。

那么，普里莫·莱维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共读，一起去寻找答案。

1944年2月，意大利警察们将普里莫·莱维一行囚犯移交给了纳粹党卫军。

从那一刻开始，普里莫·莱维感受到了集中营的生活正在对人类的文明与道德进行冲击，它用一种下流的方式，逼所有人退化成一只牲畜。

在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上，德国人并没有为每个车厢的囚犯准备一个“厕所”。

路程很远，囚犯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人类的羞耻心不允许我们当众排便，但现实条件却令人绝望。因为德国人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击溃每一个囚犯的自尊。

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设施，50个囚犯只能挤在狭小的车厢里方便。

等着上厕所的人，会站在你面前不停地催促你，吓得你心惊肉跳，恨不得直接排泄在肚子里。

终于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普里莫·莱维本以为熬过当众方便，就不会再有任何难题了，却不曾料想，又一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进入集中营后，普里莫·莱维发现，那些不会说德语的人最多只能活10~15天，因为他们既听不懂纳粹党卫军的命令，也无法与狱友沟通。

眼见同行的意大利囚犯们被纳粹党卫军殴打得不明就里，普里莫·莱维本能地四处求人学习德语。

普里莫·莱维以面包为交换，跟一个阿尔萨斯人牺牲睡眠的时间学习德语。慢慢地，普里莫·莱维勉强成为了一个可以和德国人沟通的人。

熬过了语言的难关，至少可以活得长一些，因为他至少能通过沟通，了解衣服和食物如何领，哪些行为是纳粹党卫军的禁忌，疾病和外伤应该如何处理。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是社会的产物，不仅可以用来交流思想，还能传达情感。

普里莫·莱维从来也没有想过，在集中营语言不通、沟通不畅，不仅会让一件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还成了关乎性命的大事。

普里莫·莱维努力学习德语，不过是想要自己在集中营能活得有个人样。

但很快他就发现：别说在集中营活成人，就是想要活下去，都要经历一番波折。

普里莫·莱维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车厢里当众方便只是德国人为了羞辱囚犯剌开的一个口子，进入集中营后，这个口子会越剌越大。

入住集中营时，每个人都要由专业的“书记员”为其进行刺青，男人会刺在小臂外侧，女人会刺在小臂内侧。

刺青本身并不痛苦，但刺过青的身子却令囚犯们觉得耻辱。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抹掉的标志，这是奴隶身上的烙印”。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每一个进入集中营的囚犯还必须脱光衣服、剃光毛发，裸体站在纳粹党卫军面前，从上到下地接受检查。

这样的检查每天都会莫名其妙地进行很多次，每一次都在挑战着囚犯们做人的底线，让他们活得像一只蠕虫。

事实上在集中营像这样的刻意羞辱还有很多。

比如，故意不给囚犯勺子，让他们像狗一样去舔；给每一个囚犯编上序号，然后每天一到两次的点名；让营养不良的犯人去挖土或切割石材。

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被羞辱、被否定的压迫中时，会陷入低自尊的状态。“所谓的低自尊状态，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感觉非常压抑、低价值和不安全的痛苦状态。”

为了减少这些痛苦，人们为了避免激怒他人，会放下意志，忽视自己的欲望，并刻意服从或讨好。

在集中营里生活的囚犯们就是这样，为了不遭受更严酷的对待，就只能放弃抵抗，活得像只“狗”一样。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对于纳粹党卫军来说，这却是他们乐见的结果。

这种方式形同于职场PUA，其实质就是通过摧毁下属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意志力，对下属进行“精神控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只能接受。为了能让自己的心活得“舒坦”些，有些囚犯便想要通过“工作”来寻回自己的价值，普里莫·莱维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的理论，“人的价值=人力资本×工作热情×工作能力。”

从这个公式来看，工作热情越高、工作能力越强的人，个人价值也会越高。对囚犯来说，为了能重新找回自己做人的价值，不再去担心那些更严重的威胁，

好好工作总比消极怠工要好很多，所以他们的工作热情比任何时候都要高。

在集中营，除了一些虐待性的工作外，裁缝、鞋匠、铁匠、木匠、泥瓦匠等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基本可以做回自己的老本行，通过工作他们大多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与满足。

这让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伊凡，他无辜入狱，被判处十年强制劳动后，并没有想办法为自己伸冤或是敷衍怠工，反倒是按照最高标准为敌人建造了一面笔直又完美的围墙。

或许，在极端环境下，为谁工作、有没有报酬并不重要，而“有工作可做”“好好工作”才是绝望的人最大的盼头。

普里莫·莱维也是这样，为了能活下去，他努力用工作填满自己的生活，这才勉强活了下来。

而一旦他停止了工作，就会被纳粹党卫军的羞辱，逼入绝境。事实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羞辱没有底线，如果想活下去，就要学会面对羞辱并忘记羞辱。

无论是对于哪一个国家，哪一段文明来说，遗体都是被尊敬和敬畏的。所谓“死者为大”，尊重死者，敬畏遗体，亦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然而在集中营，遗体却承受着与活人一样的侮辱，因为囚犯们的遗体不能入土为安，而要被用于工业生产。

囚犯们被送进焚尸炉火化之前，会被特遣队剃光头发、扒下衣服、割下漂亮的皮肤。血肉模糊、破败不堪的遗体被送进焚尸炉后，混着牙齿和椎骨的骨灰被送去作木制建筑墙中的隔热材料、磷酸肥料，或是代替卵石铺在集中营附近的小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

而所有的这一切，纳粹党卫军都会命令所有的囚犯共同见证。他们就是要证明：“犹太人是低等民族，对于任何命运和羞辱都逆来顺受，哪怕是灭绝他们自己。”

像普里莫·莱维这样通过各种努力活下来的并不多，特别是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活下来的就更是少之又少。

为什么“知识分子”活下来的几率更小？他们都会经历哪些困难？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明天的共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