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黔东“记”事」梁祖江：十年记者生活琐忆

“多年以来，我们都是写别人，从没有写过自己，这一次天眼新闻特地策划一个栏目，专门展现铜仁各地优秀通讯员的风采……”11月3日，我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接到贵州日报铜仁记者站的约稿来电，短短几句话令我十分感动，也让我内心涌起很多感慨。

从2009年6月抽调到思南县委信息交流中心算起，到2020年10月离开思南县融媒体中心，我从事新闻工作共11年零4个月。而在此之前，我还山村学校当了10年的教师。

教书时，我偶然读到过一篇文章，作者大致这样写道：一个人最好的一生，应该是教一下书、干一下记者、当一下兵，还有就是去一下沙漠、看一下大海、逛一下草原。我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就受了这么一个观点的影响，离开三尺讲台后，我居然真的当起了记者。

记得刚毕业走上讲坛的日子，艰难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与心中的理想可谓天壤之差，加之初出茅庐年少轻狂，便一心想着无论如何也要“跳出去”。好在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临近学校的一位也是刚走上讲台的老师，也打起了新算盘。不约而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增加自己的能量，甚至天真地想到了参加“高考”从头再来，于是8小时之外，不是做数学、物理题，就是背高中英语课文、单词、短语。

这是一条路。按时下的说法，我们还坚持两条腿走路，同时想到了艺术，那就是练书法。记得那时，没日没夜地临习司马彦等，常常达到指头红肿、腰酸背疼的程度。不过到了最后，转念一想，一个偏远山区的教师，单凭一手好字，你又能走到哪里去呢？便不知不觉都歇了气，即便仍有爱好，但总算不上执着。

尽管如此，渴望走出山旮旯的热情，那时在心中总难以消停。凭着爱好，我想到了写作，并坚信这是一条可靠的路子。那时，我所在的乡场没有书店，便到邻近的集镇去买来《老子庄子列子》《论语》，买来《西厢记》《廊桥遗梦》，还凭兴趣自费订阅了《中华散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诗刊》《诗选刊》《文史天地》《天下文摘》《诗神》《诗歌月刊》等杂志。结婚时，还特意要了一个书柜，储存了所收集到的各类书籍，除少部分被老鼠啃掉一角或几页外，其余至今全部保存完好。

扯远了，该说说新闻之缘了。

老实说，那期间的读书，虽然十分投入，也得其意趣，但还是怀着某种功用的，那就是，试图通过广泛深入的阅读，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并借此改变命运。

随后，想到了新闻。我一边阅读各类报刊杂志，每晚坚持看新闻联播，现场记录下新闻的要点，从中细心揣摩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技巧。那时，网络还没兴起，就通过邮寄的方式，将稿件寄往省、市、县各家报社，后来还用过传真。那期间，最渴望的就是赶集天，每到这一天，我都会早早地去到投递员收发处，一是寄送新稿件，一是收看见报文章。那种兴奋与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也许是那时，一篇稿件到报社，时间长、程序麻烦，编辑手上稿件不多，可选择的余地不大，我虽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全凭自己的摸索，但投出去的稿件还真见报见刊不少。后来我将刊发的稿件整理成《深山小草》，竟有厚厚一叠，涉及散文、诗歌、论文、新闻等不同类别。

投得多了，发的也多了，在那个小小的山乡就渐渐有了点名气。一次，我有幸作为全乡唯一的一个通讯员，参加了省报记者编辑老师在县城所作的新闻写作培训。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受益匪浅。记忆尤深的是，贵州日报社的编辑老师讲到“新闻由头”的处理，真是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后来我在县媒体单位领导岗位上，也据此常给同事们讲到新闻写作的这一要害。

短期的专业培训后，不仅新闻写作的热情更高了，其技巧也明显提高了。尽管文章很短，但很快就在省党报“露脸”了。同时，我的名字还不时出现在市党报头版头条位置。

2009年6月，我被抽调到县委信息交流中心，开启了10余年说起来漫长实质上也短暂的新闻写作之旅。

曾经作为“第二职业”落笔似乎潇潇洒洒无拘无束，而当吃上专业饭后反而感到茫然而无从下手。因为初到县城单位，人地生疏，对什么都不了解，总是找不到写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写，往往每天去到办公室，除了看看书报，什么也没写，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就过去了。机械地拿着相机，连轻按快门、调整焦距这些基本的操作也不会，更别说找角度、抓瞬间。跑会场，除了记下出席县领导，拿着讲话稿往往理不出头绪，分不清哪些是重点。

最初的这段时间，最害怕的就是面见单位领导，尤其怕被其问及最近在写什么。好在张进主任往往体谅我们几位新手的难处，在督促的同时，更多的是指导。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经常读书看报学习，进一步了解了新闻采访写作技巧，同时通过参加采访并学写一些会议新闻，逐步了解了县情。就是拍照，一有机会，老领导也总是示范之后，又把相机递过来学习操作。慢慢地，不仅拿着相机手头灵活了，也能够写一些“豆腐块”上县报、市报了。

对于一直热爱文字的我而言，最大的幸运或许不在于新闻单位的整合而致使后来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更在于有好几年正处在纸媒发展的黄金期。能够放开手脚采访写作新闻稿件后，在县内重奖新闻写作这股力量的推动下，我对新闻写作可以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恰如一个市报编辑老师说“上了瘾”。记得铜仁日报社有编辑老师曾在一篇分析地方通讯员来搞与发稿的文章中就特别指出，其个人发稿量超过了本报的记者，可见他是多么的勤奋又多么的卓有成效。在这段时间里，连续几年我在《铜仁日报》的发稿量始终在200条以上，最高时竟达到375条，超过了每天一条的计量标准，始终位列通讯员个人年发稿量第一；在贵州日报也连年位居个人发稿量前列，最高时达到120多条。每年都被贵州日报社、铜仁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因之也先后到过省外的西藏，省内的息烽、湄潭、南明、正安、织金，市内玉屏、松桃、德江、沿河、碧江等多地考察学习或参加通讯员表彰大会而得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除了纸媒，当手机作为接收终端而微信又尚未兴起时，由我负责策划的《思南手机报》着实火过一把。有领导甚至私下称，这是全省办得最好的一份。那期间，甚至有市领导将其中的错别字也指了出来。这份报纸，最吸引人的当属“微人微语”栏目，稿件主要是短评短论及微型散文，每天一则，每则也就二三百字，由我主笔。特别是那一组书写乡情的微散文，引发乡愁，激起思考，有读者在操办酒席人家当众诵读，更有的暗自挑灯夜读将其中部分句子摘抄到笔记本上。后来，我把部分篇章摘录成组题名《生长在村庄的歌谣》在《贵州作家》得到刊发，还在2017年获得第六届梵净山年度文学奖。

主办这份报纸，让我坚信了新闻大家梁衡的一个说法，报纸是有文化属性的，办报纸少不了发挥文化功能。也许就因为方向正确，这个或许并非主流的小小新平台，因其关注度高，不仅为我个人赢得了荣誉，同时也帮助群众办成了一批好事、实事。家乡一贫困农家小姑娘，身患白血病走投无路之际，通过《思南手机报》的宣传号召，引起广泛关注，短时间内筹集到爱心款数万元。此举虽然最终没能挽回脆弱的生命，但至少让这位小姑娘最后感受了一回人世的温暖。

感受到这份温暖的还有身患癌症的“农民诗人”张昭强。我是通过他的一个朋友而得知此事的，我随即写下长文《“农民诗人”张昭强：“我好想活下去！”》在《铜仁日报·梵净山周末》刊发，并通过县内外多家媒体及时给予跟踪报道，几十元几百元上千元不等的捐款，就像维生素源源不断注入他瘦削的身体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去年十月，离开县融媒体中心清理办公室物件时，偶然看到一面大红锦旗。愣了好一阵后终于回想起，原来这是一个“大脚男鞋”的妈妈送来的。原因是我曾为他寻找一双适合的鞋子而采写稿件呼吁过。

回想这些，并非为了邀功请赏。事实上，多年以来，领导们已经给了我过多的荣誉，比如县管专家、县劳动模范之类，对此我始终心存感激。我想说的是，我是多么热爱新闻写作，新闻写作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多大的实惠。而这一切，我要感谢始终关心支持我的领导、亲朋以及家人们。尤其是当初抽调我进县委信息交流中心的张进主任，一直对我关怀备至。顺便提一句，我的这位老领导，人生路上所难得遇见的恩人，一直不慕个人虚名，善于扶持和提携后学，始终令人肃然起敬。就我所知，曾被他弄到手下的，有好几位都很快成了“千里马”。其精神境界，永远为我所敬仰。

我得承认，而今我虽然离开了新闻单位，但的确没有脱离写作。就是在从事新闻写作时，我也一边向往着文学艺术。那期间，我买下了《鲁迅全集》《卡拉马佐夫兄弟》《约翰斯多夫》《百年孤独》《我弥留之际》《忏悔录》等世所公认的杰作，买下了《相对论》《物种起源》，精细阅读了自然文学三部曲《瓦尔登湖》《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思想录》《蒙田随笔集》《人生论》，以及《沉思录》《愚人颂》等思想著作，系统阅读了我喜爱的当下作家刘亮程的《晒晒黄沙梁的太阳》《一个人的村庄》《虚土》《凿空》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乡村哲学”神话》等相关论文专著，较为全面阅读了《掌心化雪》《皱纹》《耻辱者手记》等九十年代思想散文文丛。

扯多了，且就此打住。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聪 整理

编辑 江佳佳

编审 朱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