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当年在东北插队落户，他家为啥生了四个孩子

乍一看，王家祥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粗壮的身体，黝黑的面庞，粗拉拉的胡碴，以及他的装束和言谈举止，使他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少了几分北京城里人的色彩，倒多有几分东北粗犷的味道。他性格豪放，爱说爱道。这让有人喜欢，也让有人讨厌。不过，见到他，却总让我想起东北三江平原那一马平川刮起的没遮没拦的风。

他比别人特殊，是因为从东北插队回到北京，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带回来四个孩子。在大多数年轻或同龄父母只有独生子女的对比之下，他竟拥有四个子女，便越发显得特殊。

我问他四个孩子都多大了?他数数，没有数清。“这么说吧，老大是1973年1月生的，老二是1975年3月生的，老三是1977年6月生的，老四是1978年10月生的。具体的年龄你自个儿算去吧！”

“实话告诉你说，我也并不想要这么多孩子。我爱人怀老三的时候，头儿找我开会，要我表态。我说：‘把孩子打掉，我没意见！你们只要保证我这俩孩子活就行！’农村的条件，你知道！我们那儿医院住院只保证有三天的青霉素用。平常连退烧的APC都没有。谁也不敢保证，只好对我说：‘那就再等等吧！’等等，老三等出来了。转年二月，我爱人做了绝育手术。手术感染，打青链霉素。谁知越打白血球越多，一下子涨到19000多。大夫不敢再打青链霉素了，再细一检查，我爱人怀孕已经六个月了。他们要把孩子流掉我说：‘行！你们得保证大人的安全！’那时，我爱人身体很弱，医院不敢做流产手术。老四命大，又生了下来。你不知道，我前三个孩子都是女的，末了老四是男孩。大家都说我有造化。”

王家祥是个乐天派，虽像鸡婆带着四只鸡雏劳累辛苦，弄得他像陀螺团团转，却一直能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大批知青返城之际，他没做这个梦。弄着四个孩子，像翅膀坠着四块沉沉的家伙，难以起飞了。他家中兄弟姊妹六人，其中五个插队，哥仨又全在东北，他是老大，66届的老高三毕业生，他们谁能办回北京，就让谁先回去吧。

小弟早回京一年，干临时工。一边干，一边替他办着各种困退的证明、手续和关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1979年春节，他和爱人带着四个孩子竟都回到北京，全家六口人的户口卡片厚厚一沓，竟都盖上了北京公安局的大印。他是队里返城的最后一名知青，一切都有些晚了，想带回点儿木板也找不到了，想带回点儿大豆只剩下豆种了。顾不上许多，他只带回一口袋豆种，便匆匆回京了。仿佛只要一回到北京，便会一切失而复得。他一下子抱有不少热望，未来得及思索一下，便将自己激动的怦怦心跳交给火车的隆隆轰响伴奏，奏响着一曲希望之歌。

北京站子母钟悠长的钟声，同十一年前送他去东北一样，迎接他的归来。北京城，虽然多了许多高楼、霓虹灯和广告牌，色彩缤纷许多，却再没有像当年敲锣打鼓欢送他去下乡一样热情欢迎他归来。大都市，显得冷漠！现实，变得严峻！

他应该想到，首先是大都市生存空间的拥挤。他爱人家兄弟姊妹八人，六个孩子和母亲挤在一间半的刀把房间，已经挤成沙丁鱼的罐头。他家有三间房，各13平方米，宽敞倒是宽敞，架不住人多。父母和妹妹住一间，两个弟弟住一间，他一家六口，外加奶奶住一间。好在这样的日子不长。那时，父亲还没有离休，靠八级钳工硬邦邦的技术当上的精密机床修理总站的站长。

当一天官，有一天权，便会有人自动送“货”上门。一天，一位下属到家里找父亲，要求调动工作，见家里这么挤，便说：“您这房子够紧的，我那儿正好有一间闲房！“自然，这是需要交换条件的。那条件，便是父亲为他调动开绿灯。

沾了父亲的光，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最发愁的是手头没钱。四个孩子像嗷嗷待哺的小鸟，都张着嘴巴，要吃、要喝。父亲和弟弟、妹妹都伸出手帮助他。三十多岁的男子汉了，不能接济家里，反而再手心朝上向家里要钱，怎样好意思哟！

街道办事处的头儿见他拉扯着四个孩子，“唉！人家回来带一个孩子就够难的了，你带四个！”破例照顾他，让他干个临时工，蹬平板三轮车给办事处办的代销点拉货。体力棒的一天一元，体力弱的一天八角。亏了他有生牤子一样的块头和力气，到福绥境拉手纸，到新街口拉麻酱……北京城，快让他蹬着三轮平板车转遍了。一天一块钱！

终于，他有了正式工作，北京煤气用具厂当工人。爱人也有了正式工作，街道办事处的废品收购站收破烂。

头一个月拿回工资，他34元，爱人30元，加起来一共64元，要认真算计一下全家六口人的花费。主要是买粮，全家160斤粮，就得花30元；房钱老爷子替交了，煤气费、电费，最省也得3元；油盐酱醋，起码也得10元；不敢多买肉，光是吃菜，而且还得是快到菜站下班收摊前，买点儿处理的几角钱一堆儿的菜，一月下来也得10元，他别的嗜好没有，只好抽个烟，喝个酒，好烟抽不起，只好抽两三毛一盒的八达岭、香山牌的，一月两条，5元；一个月再来两瓶二锅头酒，4元。这样粗粗加起来，已经60元出头了！爱人够会勤俭持家的了，一分钱攥在手心里能攥出汗来，还是月月到月底钱紧。跟谁哭去?跟谁哭也不管用！

只好委屈自己！只好委屈孩子！别人家孩子吃巧克力，咱们连吃糖豆都吃不起。别人家孩子穿新衣服，咱们只能捡姨家孩子穿小的衣服穿。有次，姨送来一盒酒心巧克力。四个孩子还从来没吃过这玩意儿，吃完了舔舔嘴唇，以后见了他就说：“爸爸，我要吃酒心巧克力！”他气了：“我知道那玩意儿好吃。想让我给你们买，没门儿！”他不是狠心，哪里有钱哟！

一天，孩子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上学，同学笑话了。也是，现在的孩子的确良都不稀罕穿了，谁还穿带补丁的衣服呢?孩子回家伤心地哭了。他能说什么呢?他想发火，又冲谁发呢?难道还要冲无辜的孩子吗?他欲哭无泪。

逢年过节了，好心的妹妹过来，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可怜巴巴几个钱，给四个孩子每人买一件新衣服。他同爱人都要嘱咐妹妹：“买大点儿的，要能穿两年。”每件衣服都肥肥大大，孩子们穿着，身子仿佛小了一圈，那被风鼓起的晃晃荡荡的衣服后面像是藏着无数快乐的蓝精灵。原谅爸爸、妈妈吧，衣服是不大合适，显得过于大了些。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人家只有一个孩子，我们有四个的呢！只好人家常添新衣服，我们一年两年添一次吧！

孩子们，你们快点儿长大吧！

苦就苦了做父母的。他上班离家远，爱人的废品收购站就在家门前不远，家里的活儿全都一揽子揽在爱人手里。别的不说，光是大热天给孩子洗澡，就能忙她一身汗。要烧四次热水，要轮流给四个孩子洗。这个孩子要先洗，那个孩子不干，也要先洗，澡盆前先冒起泡泡来，煞是热闹，小屋里像炸了群的蜂巢。最让爱人感到紧张的是每天中午回家给孩子们做饭。老大、老二已经上学了，回家自己凑合吃就行了。老三、老四还小呀，每天从幼儿园接回来，再侍候他们吃，时间真紧张。收废品的活儿不起眼，下午只要一到点儿，就有人来卖废品，也不知北京人怎么有那么多卖不完的破烂。她哪里能够迟到呢?

忙得实在受不了，她便对丈夫讲：“我看把小不点儿和老三送到老太太那儿吃中午饭吧，咱们每月给点儿钱！”

老王是个粗中有细的精明人，对爱人讲：“小不点儿和老三马上也就上学了，一上学还得回咱自己家里吃。现在要是给老太太钱，以后可就撤不下来了！”

“撤不下来就撤不下来吧！

“那你说每月给多少钱?”

“给15吧！”

拿着15元，老王找到母亲。15元钱算什么呀！在比他们岁数小一轮、工资却比他们拿得高一级的小青年眼里，不够到老莫或全聚德撮一顿的。可这15元却是他们从嘴里挤出来的呀！老太太点头答应了。爱人中午可以喘息口气。以后，每人增补了每月75元的副食补贴。他们两口便把每月给老太太的15元增加到20元，一直到现在，孩子早大了，不在老太太那儿吃了，每月的20元照给。老人也不容易，当初也曾费力撑起一把老伞，帮他们遮挡过风雨。孩子怎么说也是孩子。家里没有电视机，每天晚上都要到爷爷、奶奶家看电视，不看到第二天节目预告出来决不回来。几乎每一天都是看着看着，东倒西歪睡着了。他们两口子驮着、抱着，拽死狗一样把四个孩子弄回家。天天如此，累得实在够戗。白天上一天班，晚上还要加这么一趟夜班，受不了！

“咱们买台电视机吧！”爱人对他说。

买！借钱咱也买！那是1983年，买电视机还要凭票供应，赶巧朋友给了张票，12寸昆仑牌黑白电视机，420元，借了钱，买了回来，孩子们再不用跑老远到爷爷、奶奶家看电视了。

工厂让他买国库券，非让他买10元。他只买5元。5元就够意思的了，他气正不打一处来哩，

“老王，多买点儿吧！”

多买?家里四口人张着嘴呢！老三到现在也没劳保，药费单有这么摞子呢，要是给报了销，我全买国库券！”

得，烧香引出鬼来，又冒出老三这档子惹他恼火的事。厂里说老三是超计划生产”，他说：“我也不愿超，我这儿有证明！

“你那是东北的政策，北京有北京的政策，照顾你三个孩子劳保就够不错的了！”

他急了：“敢情东北就不是共产党领导咋的?我家老三有户口，也是公民…”说下大天来，没有劳保还是没有劳保。国库券买5元还是买5元。

1984年，他们的日子稍稍缓过来一些。四个孩子渐渐大了。他的工资长到64元，爱人61元，每天收购废品还有8角钱的闻味费(即卫生保健费)，每天中午还有0.35元的午餐费。经济是杠杆，使家庭生活发生变化。这一年年底，爱人拿回100元奖金。他厂里企业验收合格，也拿回来100元奖金。200元厚厚的、沉甸甸的，压在手心里发热。活了四十多年，还没拿过这么多奖金。这钱该怎么个花法儿?

他首先想起了妻子。这么多年，妻子跟着自己含辛茹苦，不挑吃，不挑穿，到现在了，身上还穿着在东北穿的小薄棉袄。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没吵过一次嘴，没红过一次脸，可谓是患难夫妻。那件国防加强特别绿(后来大家又叫它“屎绿”)的棉大衣，顶过东北的大烟泡，她还不舍得扔，万一天冷时再披一披。说什么也要用这200元奖金给她买件像样的呢子大衣。

他没想到，妻子也替他想好了，想法竟然和他一模一样，也给他买件呢子大衣。他一冬穿了一身油的工作服棉大衣也该换换了！什么叫心心相印?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他们买了两件大衣。他买了件蓝呢子的，花了150元；爱人买了件烟色海军呢子的，花了90元。回北京六年，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给自己买了件像样的衣服。四个孩子蒜瓣一样簇拥在他们身边，替他们高兴，仿佛这是他们全家最快乐的节日。

我的采访从工厂一直持续到回家的路上。顶着正燃烧的落日，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说。那话如长长的流水，流也流不断。我问他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他告诉我今年初又有了一间新房子，他们两口子搬过去住，四个孩子住一间，住处宽敞多了。四个孩子也大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每天放学回家，老四点火，老三蒸饭，老二、老大炒菜，用不着大人忙。他可以捏起酒盅，美滋滋喝几口，摆摆当家长的谱了。

忽然，他指指前面不远靠近朝阳区的一条护城河，对我说：“你看，我爱人每天蹬着平板三轮，拉着一车废品就往那儿送，那儿有个收购站。大太阳地的，够她蹬的。说老实话，回北京这么多年，她吃的苦比我多…”

夕阳的余晖辉映在他的眸子里。这一瞬间，他的眼睛里贮满深情。

后记：

从我采访王家祥时到现在，日子已经飞速地过去了好多年。他比我大一岁，坐公交车早就不用买票了。时间有时竟是这样比任何一切还要无情。想想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无端地流逝而一去不返，心里常充满感伤。

老王比我要强，他是个天生乐天派的人。这么多年艰辛而又平平常常的日子过去了，苦中作乐，便是再艰难的生活，对于他也始终充满生气和弹性。

老王还在煤气用具厂当工人的时候，只不过从下料车间调到制瓶车间。虽然，许多老三届的朋友升官的升官，调走的调走，顶不济也在厂里混个办公室的差事，他却一直只是个工人。他不抱怨，也不抱非分之想，知足常乐，一天到晚上班认真干活，下班认真喝酒。他笑呵呵地说：“今年，北京市要大力治理大气污染，新型的煤气罐瓶需要很多。”有活干，就让老王高兴，他说比起下岗的，他这里强多了。老王的制瓶车间非常景气，经常加班加点，效益不错，收入也不错。

让老王得意的是他的四个孩子，两个大学毕业，一个参军当兵，一个上班。四个孩子读书都还认真，工作争气，人见人爱。当初，带这四个孩子，按下葫芦起了瓢；老王和爱人费了多大的气力呀！如今看着长成四个钻天杨一般可爱的孩子，所有付出的一切便都有了苦尽甜来的感觉。在一般都是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之中，如今能看到齐刷刷这样四个孩子热闹的家，实在是太少，太让人羡慕。

老王的爱人早已经退休。她一直在废品收购站工作，烈日风雨中，暴土扬尘里，实在比老王还要辛苦，早点儿退休就早点儿吧，也该歇歇了。老王家早搬到了西坝河，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孩子多，住得虽然并不宽敞，爱人却再不用起早贪晚上班忙乎了，一家子其乐融融。

老王看见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学习都卖力气，自己也受到了感染，不甘落后，便去报名参加成人高考。其实，即使弄到一张文凭，对他也没多大用处，他图的就是这心气。平凡人家过日子，过的就是心气。

54岁的那一年，他对我说，还有一年，他的这个成人高考就能毕业了。说完，他对我笑了。我明白他笑的意思，还有我这样大的年纪还在玩命读书考文凭的吗?也许，只有这一代人，才会有这样特殊的举动。但是，我理解他，因为这一代人在曾经应该读大学的时候，偏偏遇上了十年动荡。恢复高考，是一代人大学梦重新点燃的最好的机遇，可是，有赶上这趟末班车的幸运儿，也有因种种阴差阳错没有赶上这趟末班车的不幸运的人。老王就是这样的不幸运的人。他没有埋怨，而是一直在刻苦努力。有时想想，会有人觉得他像范进中举，但其实他不是范进，范进是为了旧科举制度，老王是为了心里的一个梦，即便这个梦不具有范进一样功名之类的实用价值，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这个梦的精神价值，足以支撑他的晚年的生涯。老王可以对他的四个孩子，甚至他的孙子说，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爷爷，这辈子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过，从没有灰心过，放弃过。

如今，老王还住在西坝河，成人高考早已经毕业多年了。有意思的是毕业的那一年，他退的休，才54岁，提前退休。无论在他们的厂子，还是在朋友圈，老王的威望很高，主要得益不尽他自已以身作则活到老学到老拿到了文凭，他教育孩子很有方法，也很得体，备受大家的称赞。如今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个个工作不错，先后都成家结婚，关键是个个顾家，非常孝顺，有着这一代孩子难得的对父母的理解与关爱。对于老王两口子，这是他们晚年最大的安慰，也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收获。

作者：肖复兴 老知青家园荐稿

编辑：草根作家